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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阿那亞們的時代,城市還需要“競高”嗎?

每日經濟新聞 2021-07-09 20:21:21

一味追求超高地標的傳統思維,真的可以改改了。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劉豔美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資料圖片)

城市的“高度崇拜”正在走向瓦解。

自去年起,一連串對準城市超高建築的新規陸續出爐。最新一份是幾天前出台的《關於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管理確保工程安全質量的通知》,其中,對於500米以上超高層建築的要求是“不得新建”。與此前文件中的“一般不得新建”和“嚴格限制”相比,“緊箍咒”越念越緊。

超高建築應聲“削尖”。從蘇州到深圳再到南京,一系列比照“第一高”修建的摩天大樓均將最終高度定在500米(或499米)。原先已被推至800米量級的競爭戛然而止,以623米站在“守擂席”的上海中心大廈猛然發現,自己竟是如此孤獨。

上海中心大廈 圖片來源:攝圖網

如果説城市“競高”還有些“被迫”叫停的意味,那麼,越來越多的網紅城市則揭示了另一種趨勢:以高層建築作為城市地標的想法已經“過時”,那些更適應智能手機屏幕大小,更能在抖音、小紅書上傳播的建築才是城市的“有效傳播者”。

剛剛舉行首屆戲劇節的阿那亞正是新一代“地標玩家”之一。幾年前,“全中國最孤獨的圖書館”以一己之力讓阿那亞一夜爆紅,也改變了過去城市地標動輒直聳雲霄的既有印象。眼下,阿那亞每年40萬的打卡人羣和1250元的人均消費,無不以實際效果勸誡城市:一味追求超高地標的傳統思維,真的可以改改了。

“微地標”時代

2010年,處於後奧運會時期的北京,面對一個全新的課題:在步入國際視野之後,如何進一步建設世界城市?

當年召開的北京首屆世界城市建設國際論壇上,有觀點提出,打造世界城市應建設類似紐約帝國大廈式的地標,作為北京現代商業文化的象徵。不過,當時也有質疑者認為,北京並不需要一座“帝國大廈”來證明自己,“帝國大廈”所代表的商業文明與北京的歷史底藴和文化特質也並不搭調。

紐約帝國大廈 圖片來源:攝圖網

但到現在,摩天大樓作為城市“標配”已是不爭事實。根據世界高層建築與都市人居學會(CTBUH)發佈的《2018年高層建築回顧報告》,2018年,中國各地共建成88座20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佔全球總數的61.5%;全球200米及以上的高層建築總數達1478座,中國就擁有678座,佔全球總數的45.9%。

從某種意義上説,摩天大樓代表了初次走向世界的中國城市裝點“門面”的熱情。有媒體曾描述這樣一個戲劇性情景——

“謝天謝地,現在世界上在建的摩天大樓裏還沒有宣稱要超過哈利法塔的。”2012年,就在國際知名投資機構在諮詢報告中寫入這句話不到半年,長沙就傳出建造838米高“遠大天空之城”的消息,比哈利法塔還要高出10米。

有業內人士分析,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第一高樓”能直接提升城市形象、拉動經濟發展,甚至提升政績。正是在這一系列因素推動下,全國多地陷入如火如荼建設摩天大樓的熱潮。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第一高樓”動輒超過10年的規劃和建設週期讓後繼者陷入猶豫,經濟效益與投入成本之間的落差進一步抬高了參與門檻。10年前有關摩天大樓未竟的討論重啓,持反對意見的一方開始佔據上風。

那些更小尺度的建築紛紛擔當起城市的標誌物。回顧過去幾年的網紅城市,從重慶的洪崖洞到長沙的文和友,均非城市天際線的最高點。“第一高樓”花落誰家愈加乏人問津,相反,一個書店、買手店乃至咖啡店,卻足以使城市被人羣追捧、登頂各類排行榜。

重慶洪崖洞 圖片來源:攝圖網

如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莊宇曾指出,在眾多的小尺度層級上,環境的局部變化都一躍成為可感知的“微地標”——某個老建築山牆上的藝術畫、街頭公共藝術品、乃至街道傢俱,反而作為城市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最有趣和給人印象最深的部分而被賦予新的意義。

“分佈式”城市

為何“第一高樓”失去了往日的光輝?

在《場景紀元》一書中,場景實驗室創始人吳聲用場景理論解釋流量的變化。在智能終端的加速建構下,他繪製出一羣數字化改造下的人的生命畫像——

其一,數字審美成為主流,在更強的流動性中,定義與表達自我變得更加重要;其二,數字生活方式帶來大量離散需求,“千人一面”的傳統狀態裂變為“一人千面”;其三,在個性化、多元化改造下,“意義寄託”的需求空前高漲,更為複雜的微觀網絡進一步重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前所未有的“人”為城市建築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要求。

阿那亞地標 圖片來源:攝圖網

在分析阿那亞的“流量密碼”時,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李翔寧發現,網紅建築已經出現了一種不成文的“標準化”模版:

要有一個大的平台便於拍照、要有能夠容納風景的窗户或開孔作為照片的背景和光源,還要有一個相對較大的空間讓人產生與日常生活的抽離感,等等。

換句話説,對於地標建築而言,拍照邏輯取代了過去的數字邏輯,高度和尺寸的比拼遠不如能否出片、是否足夠填滿朋友圈九宮格來得重要。

在此種情形下,那些為城市居民和外來遊客提供定位而孑然獨立的超高建築,反而失去了優勢。過於龐大的身軀難以擠進智能手機數英寸的屏幕,周邊密集的高樓更削弱了其獨特性和美感,最終只配在城市宣傳片中留下一絲剪影。

此外,一座城市僅有一座的“第一高樓”,也難以匹配日趨多元化的城市發展方向。

數十年前,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中就曾指出,城市規劃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城市如何能夠綜合不同的用途、生髮足夠多的多樣性,以支撐城市的文明。城市的多樣性源自其能有效實現各種經濟資源的聚集,這也是其與小城鎮的最大區別。

而如今,城市的多樣性已走向“爆炸”。人的多元化帶來了需求的多元化,各種更加小眾的、邊緣的文化走上主流,被包裝成新經濟業態,帶動一波又一波增長。潛藏在經濟發展洪流的背後,則是大量建築成為一個又一個熱門場所——小眾文化依賴於場景得以誕生、發酵、傳播,小眾場景搖身一變成為地標建築,與小眾文化共同進退。

安迪·沃霍爾的“15分鐘成名”理論,同樣能在建築領域上演。城市的地標從過去少數的龐然大物演變成無數個小而美的精品建築,他們分佈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共同定義城市,也共同充當着城市吸引人流和各類資源的“磁極”。

反高度崇拜

事實上,層出不窮的問題已經成為現有超高建築運營的“煩惱”。

今年初,廣州塔旅遊文化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擬A股上市。作為全國第二高建築,廣州塔開業初期多年財務表現不佳,直到2015年首次扭虧為盈。塔身廣告位使用權是廣州塔重要收入來源——2020年7月底,廣州塔塔身廣告位以1.76億元拍出,使用期限為5年4個月。

遠眺廣州塔 圖片來源:攝圖網

除擴大營收外,控制成本同樣存在問題。有報道指出,420米高的上海金茂大廈,建造投資成本高達每平方米2萬元,每天用於大廈的管理費和維護費超過100萬元。這意味着,即便兩架擦窗機一天到晚不停地擦,擦完一遍也要一年時間。

各種隱患也牽動着超高建築的神經。

2個月前,總高355.8米的深圳賽格大廈突發晃動。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對此評價,儘管整體上講,超高層建築安全上沒有大的問題,但是大型工程依然可能發生超出對現有自然規律認識之外的情況,作為非常複雜的理論問題,至今沒有完全解決。

在一般建築中很普通甚至不成問題的問題,在超高層建築中往往會變成特殊問題。防火、防雷、防震、防風、防腐蝕、防塌陷……即便在“超高”要求下,任何一個問題的發生,對於超高層建築都可能“致命”。

更何況還有充滿“玄學”的“勞倫斯魔咒”,讓本來作為地標存在的摩天大樓,更多了一重“反向營銷”的意味。

不妨再回到地標經典案例——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

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 圖片來源:西班牙國家旅遊局官方微博

一種分析認為,古根海姆博物館的成功之處在於,它轉介和聚集了來自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於最終的物質實體,表現為一種建築的效果,並最終作用於城市空間與活動於城市空間之中的人。

建築學家肯尼斯·弗萊普頓曾以“城市鍼灸”概念來形容通過小規模介入改善城市整體機能的一種城市更新方案。不妨以“城市鍼灸”重新思考地標建築的作用——它們需要帶動整個區域乃至城市的發展,起到“定盤星”的作用;更需要像“鍼灸”一樣,找準病灶,綜合研判,手法精細,對症施“針”。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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